徐福東渡在古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

一、前言

中國歷史上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概指以絲綢(含陶瓷、銅錢、茶葉)等具有中國特色物品為主要貨載,以政治、外交、經貿、文化、科技等交往為主要內涵的跨境海上交通路線(以下簡稱海絲之路)。

發生在公元前三世紀秦初的以徐福為代表的秦人群大規模海上東渡(以下簡稱徐福東渡),是中國海絲之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徐福東渡是中國古代海絲之路全局的有機組成

綜觀中國古代海絲之路的濫飭、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其內部結構是一個相當完整的遠洋航線網絡體系。從全局上看,海絲之路由以中國為始發和終到港的東線(含東北線)和西線(含南西線)兩大航線網絡構成。東線泛指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琉球、菲律賓、俄羅斯遠東濱海地區之間的海上交通路線;西線泛指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與東非沿海地區的海上交通路線。

徐福東渡是中國歷史上自遠古至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瀕海居民長期通過海洋與朝日與俄東濱海地區進行海上交往的集大成者。西漢初期司馬遷在其所撰《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淮南衡山列傳》中,第一次明文記載了這一中國人民偉大的史詩般的東北亞航海行為。雖然對于其最終到達什么地方(亶洲、蓬萊、方丈、瀛洲等)語焉不詳,但通過中外考古界與史學界的反復考訂與嚴謹論證,一致公認徐福東渡的方向是通過航海前往朝、日等東北亞地區是基本可以肯定的。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所著的《中國古代航海史》及參加一系列徐福研討的中外學術會議中,曾以歷史記載、考古發現和航海技術為依據,就徐福東渡所涉的海上航行地區和交通路線作過專題探討與詳細論證。

筆者認為,徐福東渡駛向朝、日地區是順理成章、無可非議的。從全局上評估,徐福東渡作為中國古代東北亞的重大航海活動,是中國海絲之路航線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徐福東渡是中國古代海絲之路開辟的杰出先導

中國古代海絲之路的開辟,勢必經過了一個從遠古時代就開始探索的漫長過程。這是一個從偶然到必然、量變到質變的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

據中國和東亞沿海地區的考古成果,證之黃渤海地區距今五六千年前后的龍山文化的傳播態勢,中國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的沿海居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借助渤海海峽的廟島群島,以可見視距內沿岸漸進和逐島航行的辦法,建立了彼此間最初的海上聯系,并逐步將之延伸到朝鮮半島西岸和俄羅斯東部的瀕海地區。

到公元前2100年至前770年的夏、商、周時代,據古文獻記載,夏代的帝已“命九夷(原居東北地區的沿海居民),狩于海,獲大魚”(《竹書紀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詩經?商頌》),這說明當時“很可能已建立了一條從山東半島出發,越渡渤海海峽,到遼東半島濱海地區,再進而沿黃海北岸東行,到達朝鮮半島西岸的海上航線”。

及至西周時期,“封呂尚于齊”,呂因應沿海民族萊夷之習俗,“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徐偃王力倡治水與航海,“至于海邦,淮夷同來”當時山東半島與江浙沿海地區的航海活動已有相當的開展,以致古文獻上并出現了“越棠獻雉,倭人貢暢(一種香郁芳草)”的記載。當然,此處的“倭人”,并非尚處于原始社會的日本列島先民,但應可理解為是到過日本列島的中國航海者。由此可推,中國沿海至東北亞之間的沿岸航海活動已屬尋常之舉。

到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齊、吳、越等沿海強國。史籍上所謂“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的記載,喻示著向東北亞海域探險的官方遠航活動已經開始。與之同步的是,大量山東半島和北方的沿海居民,為避戰亂,尋找得以安生的樂土,也開始循沿岸與逐島航線,陸續前往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進行生態性的遷徙。在此態勢下,中國人對東北亞的地理位置就變得日益明晰起來。如其時的古籍《山海經》等就已對之有明確記載:“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東海(即今黃海)之內,北海(今渤海)之隅,有國名朝鮮。”

而發生在秦初的徐福東渡,則正是從遠古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沿海居民不斷尋求海外居住地的集大成行為。從航海史觀之,徐福東渡體驗了一條從中國齊魯海岸出發,渡越渤海海峽,經黃海北岸到達朝鮮半島西岸和東南岸,最后跨渡朝鮮海峽,抵達日本北九州沿岸的成熟航線。

這條東北亞航線及其相關的航海活動,非但開辟了海絲之路的東線和東北線,而且對海絲之路南線和南西線以及海絲之路全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先導作用。

從航海技術史上看,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所載的西漢年間由徐聞、合浦出發,經東南亞,出馬六甲海峽,航達南亞“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的“漢使航程”,并非從天上掉下來的偶發事件,而是整個海絲之路產生和發展的邏輯結果。

任何事物的運動與發展,都有一個從此岸到彼岸、從初級到高級、從部分到全局的演進過程。從航線布局與結構看,中國古代海絲之路也必然是從沿岸逐點延長和短距離跨島漸進為起步的。海絲之路從東線短距離的沿岸逐島航行到西線長距離的近海航行,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渡。實際上,中國山東、遼東沿海居民向黃渤海沿岸探索的同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沿海居民也分別在東海與南海沿岸作從近到遠的探索航行。從技術難度看,當時從中國齊魯沿海地區向東北亞沿海地區航行,經過的是相對封閉的西太平洋邊緣海,要比前往東南亞而經過開放性較大的東海與南海航行,相對簡易一點。因此,中國古代海絲之路從東線、東北線發端,再向南線、南西線拓展,是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和先導,后者則是前者的延伸和發展。

四、徐福東渡是中國古代海絲之路技術的必要準備

中國古代海絲之路的開拓與演進,從技術物質史角度看,是一個順序漸進的不斷準備與持續發展的過程。一般來說,由于沿海居民是活的人,處于一種相對流動的狀態,因此,不同地區的沿海居民之間勢必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思想和行為交流,在航海技術物質認識和應用上,也勢必會發生相互融合和交融。就此而論,可以認為,當時處于航海技術物質水平較為先進地區的徐福東渡,恰好為整個中國古代海絲之路的形成與提升,從航海工具和航海技術上做好了必要的準備。

從航海工具上看,經過春秋戰國的積淀,到秦代已有長足進展。當時,中國船舶已體勢較大,有多重甲板,船體采用了橫隔艙結構,從而大幅提升了抗風浪能力;同時,在推進工具上,簡陋的原始風帆也開始逐步成熟起來,至少順風遠航的能力上得到了加強;在長短槳并用的基礎上,長槳已逐漸向船尾兩側移動,成為可以兼控船舶航向的舵槳;加上抓底效果較好的木石錨問世,使船舶得以在海洋上安全停泊。這一切航海工具的進步,不但保障了徐福東渡大型船隊的成功遠航,而且對西漢初年中國船舶從南海海岸出發,沿西太平洋開放性水域前往東南亞和南亞的海絲之路南線和西線的開辟和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航海技術上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航海者已能在白天利用東升西落的太陽和夜晚在天空中明亮且恒向的星斗來辨別船舶航行的大致方位了。據《史記?天官書》所臷:“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所指為北極位置的帝星(小熊座倍太星),也即位于《周髀算経》所說的七星北斗的“璇璣之中”。 到秦漢年間,中國航海者的天文知識進一步豐富,海上利用北極斗星導航的記載更見明晰,如成書于離秦時不遠的西漢初期的《淮南子》中即說:“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

在利用海流航行方面,徐福東渡從朝鮮半島東南部續航,經對馬、沖島、大島為中介,跨渡朝鮮海峽扺達日本北九州,即利用了抵達朝鮮海峽的日本海左旋海流。這條航線就是日本古籍中所謂的天照大神令湍津姬、田心姬、市杵島姬三女神降居筑紫,助其弟素盞鳴尊渡越朝日的“海北道中”原始漂流航線。應該說,對于早期的遠洋航行來說,借助海流的動能來驅動船舶是極為重要的航海技術手段,后來西漢初年的海上絲路的南線和西線,也正是利用了冬季的南向海流和夏季的北向海流,從而得以在南海中南北往返的。因此,徐福東渡的天文與水文航海技術,無疑為海絲之路的全面開辟做好了必要的技術準備。

五、結語

從哲學角度看,世上萬物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系的。筆者認為,對于徐福東渡的研究,應該注重、但同時也要越出東北亞的地域框架,將之納入整個中外交往的海絲之路大體系中。這樣,我們的研究才能更全面和更科學地揭示出徐褔東渡重要和獨特的歷史地位。

文 / 孫光圻

參考文獻:

[1]孫光圻.徐福東渡航路研究[M]//徐福研究論文集.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88.

[2]孫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55.

[3]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

[4]詩經?周頌.

[5]王充.論衡.

[6]司馬遷.史記?封禪書.

[7]山海經?海內北経.

[8]淮南子?人間訓.

[9]日本書紀?神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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