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食品農產品貿易現狀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變得越來越緊密,貿易合作取得豐碩成果,進出口食品農產品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勢頭迅猛,具有廣闊的互利共贏前景。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規模總量持續增長,據海關總署數據,食品農產品貿易總量從2013年的37.1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49.7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6.02%,我國已經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的主要貿易國。同時,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規模及增速呈現出區域間及區域內國家間雙重差異性和階梯形特征。

一、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現狀

(一)區域層面階梯形特征明顯

2018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區域食品農產品貿易量排名為:東盟10國、獨聯體7國、南亞8國、西亞18國、中東歐16國、中亞5國、東亞(蒙古)。其中,東盟10國貿易額為350.5億美元,占比70.5%;獨聯體7國貿易額為68.9億美元,占比13.8%;南亞8國貿易額為29.8億美元,占比5.9%;西亞18國貿易額為28.8億美元,占比5.8%;中東歐16國貿易額為10.9億美元,占比2.2%;中亞5國貿易額為7.9億美元,占比1.6%;東亞(蒙古)貿易額為3.3億美元,占比0.7%。從圖1中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梯:第一個梯隊為東盟,東盟在2013年以來一直是一帶一路沿線區域中與我國食品農產品貿易量最多的地區,其次是獨聯體7國、南亞8國和西亞18國,為第二階梯區域。而中東歐16國、中亞5國和東亞(蒙古)受經濟發展狀況、飲食文化差異等因素影響,與我國食品農產品貿易量雖有所上升,但貿易金額占比不大。

(二)國家層面符合二八定律

在圖2中可以看出,在貿易量排名前20個國家中,東盟占7個,獨聯體占2個,南亞占3個,西亞占6個,中東歐占1個,中亞占1個,其中進出口食品農產品貿易金額前4名均為東盟10國成員,這4個國家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總量的59.8%,而西亞18國雖然有6個國家進入前20名,但該6國僅占貿易總金額的4.9%,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共有65個,其中占據前20%位次的13個國家的貿易量占總貿易量的95%,符合帕累托法則,即前13個的國家占貿易總量的絕大部分,說明我國與一些國家進出口食品農產品貿易量往來密切,但與另一部分國家食品農產品領域貿易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三)進口與出口國家高度相似

從圖2中可以看出,與我國進出口食品農產品貿易額較高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名單中,雖然進出口排名略有不同,但排名前20的國家名單重復率達80%,有16個國家同時在進口與出口前20的排名中,且這16個國家所占進口和出口貿易額的比例為90.9%和87.6%,這些國家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與我國食品農產品貿易往來密切國家。其中東盟10國有7個,獨聯體7國有1個,南亞8國有3個,中東歐16國有1個,中亞5國有1個,西亞18國有3個。

二、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存在的問題

(一)沿線各區域各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不平衡

沿線各區域食品農產品貿易主要集中在東盟10國、俄羅斯等少數國家和地區,東盟已經成為我國食品農產品貿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從2013—2018年的貿易總量來看,東盟10國貿易量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額的70%以上,但我國與其他地區貿易量較少,例如中東歐16國2013—2018年貿易量僅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量的2.4%,從2013年的9.6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10.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僅為2.57%,低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體貿易增長量6.08%。交通便利程度對食品農產品貿易有顯著的影響,東盟與我國地理位置較近,風俗習慣、飲食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貿易往來最多;西亞、中亞、中東歐受空間距離、飲食習慣、宗教文化等多方因素影響,食品農產品貿易往來相對較少,例如我國與中亞地區的食品農產品貿易合作卻才剛剛開始,市場占有率低,農產品貿易更是滯后于東盟一些國家,從2013—2018年,與中亞地區農產品貿易合作增長了6倍多,但在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出口市場中占比僅為8%

(二)貿易國家國情復雜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官方語言有53多種,一帶一路區域在語言隔閡、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宗教信仰、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差異、飲食習慣等一系列問題影響下對于貿易量產生相當程度影響,再加上部分國家,其食品安全認定標準不同于他國,大大提高了食品農產品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國家在政治法律制度等領域大不相同,有些國家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對落后,有的還存在政治風險,這使得沿線貿易格局構建存在困難,存在的更多的挑戰。

(三)食品農產品出口結構比較單一,附加值低

一是食品農產品種類單一,中國出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集中度越來越高,主要集中在幾類具有優勢的初級農產品,如蔬菜、水果等初級農產品,或者干制食用菌、水果罐頭等初級加工食品。二是出口市場比較單一,我國對東盟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農產品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出口額。近幾年對越南的食品農產品的出口也迅速增加,中國對上述四國農產品出口額占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總額的八成左右,這些國家中,每個國家農產品進口額的變動,都會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食品農產品對其出口。三是受原始農業生產的影響,我國80%的食品農產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我國對農產品加工的投入主要以勞動為主,資本和技術的投入都還有所欠缺,使得我國食品農產品附加值不夠,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上的地位與品牌形象有待提升。

(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不平衡

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貿易主要集中在東南亞等少數國家中,與東盟合作增長也較快,近年來已成為我國農產品貿易的重要合作伙伴,但與中亞地區的貿易合作卻才剛剛開始,市場占有率低,農產品貿易更是滯后于東盟一些國家,從2013—2018年,與中亞地區農產品貿易合作增長了6倍多,但在所有農產品出口市場中占比僅為8%,從口岸基礎設施來看,部分國家經濟實力相對較弱,貿易便利化程度較低,物流成本偏高,多數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脆弱,匯率波動較大,自由貿易區協定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整體偏低,關稅水平總體偏高,這些都導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成本居高不下。

三、對策建議

(一)完善食品農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

中國是農業大國,但出口的農產品多為初級產品,要想加大對農產品的出口,有效發展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必須要升級和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農產品的技術密集程度。就初級產品而言,不要只注重出口數量,而是要著眼于提高出口食品農產品的質量和技術水平,降低產品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想方設法擴大市場占有率,實施品牌形象與品牌戰略,打造特色品牌產品,發展品牌農業和現代農業。此外,不管是初級產品還是深加工產品都應根據整個國際市場需求做出相應的生產結構調整, 加大對產業集中度高、質量穩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食品農產品生產區域品牌建設的支持力度,培育中國品牌的知名度。

(二)加強區域多邊合作

加快建立和完善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國家層面、地方層面和邊境口岸層面的多層面溝通合作機制,加大在法律法規、技術規范、認證認可和合格評定程序具體執行方面的合作交流力度,為食品農產品出口營造良好的合作環境。同時,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食品農產品領域標準收集、比對研究以及一致性建設工作,研究建立對沿線各國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等專項跟蹤機制,加強食品農產品安全通報信息互通,提高技術性貿易措施透明度。

(三)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

加大雙邊物流等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同時在制度和體制上推進與“一帶一路”區域國家的電商,加大雙邊的市場融合的速度和深度。打通亞歐經濟通道的核心在于打通鏈接兩個地區的眾多國家間的制度和物流壁壘,因此在互惠互利基礎上,加大在“一帶一路”區域國家的交通運輸等物流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重要內容之一。當前,我國電商快速發展,打破了傳統影響模式,將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溝通空間大幅度壓縮,在極大地拓展企業銷售地域和消費者覆蓋面同時,較大幅度地降低了銷售成本和新產品推銷時間。作為目前國內產品影響的新模式和成功典范,我國在進一步強化和規范電商發展的同時,可以將電商發展融入“一帶一路”的總體發展戰略之中,在部分成熟國家推動電商發展及其相關的貨物貿易等。這對于推動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融合、發揮典型示范效應、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和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貿易發展新模式都具有積極推動作用和重要意義。

文 / 陳朝 沙天慧 卞長遠 王海濤 華從伶 王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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